中国传媒大学的崔林教授曾在一本介绍媒介变迁的书中，用无限感性的句子描绘了一个短暂的时代：

“只有在便宜而浓烈的杜松子酒带来的集体迷醉和狂欢中，人们才能度过时代变换漩涡中的一个又一个夜晚。”

那是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，工业革命胁迫着人们从乡村来到城市，精确而噪声巨大的机器是他们的归宿。面临着陡然的压力、拥挤的生存空间与对自我价值的怀疑，百年前的西方人将他们的苦闷交给酒精与音乐，茫然的追逐着飞速发展的时代。

我们的确不能够完全感同身受地去理解那样一个庞大的集体、那样一个遥远的年代。更不用说来沈阳读书前，我对于“工业”的印象仅仅止步于祖父放在家里卧室床头、用玻璃相框裱着的“大连一塑料厂1968年全体职工合影”——年幼的我被祖父抱着，在几百个青春洋溢的脸庞里寻找彼时意气风发的他——每次我都会一眼精准的发现祖父，他也每次都会惊讶我为什么会认得出。

但“工业”又何其重要！如果说文化是国家的血脉，那工业生产就像国家的骨架。因此，几乎每一个东北孩子年幼时，都会听说过几个来自祖父辈的故事。这些几十年的故事的诞生地是乡村的小路、训练的兵场，以及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，却总能被他们寻到乐趣和刺激的工厂。

我们不再是祖父怀里的孩子，不再隔着玻璃触碰相片，我们从象牙塔里走出来，用脚掌感受那份几十年前的滚烫。寻访“东北老工业基地”，从如今仍然保留下来的工厂和史料中，用独属东北孩子的情怀，把它们记录下来。

所以，走进工业博物馆，明亮的落地窗旁，是至今仍然散发着机油气味的大型机器和锈迹斑斑的工程用具；所以，走进废弃的生产遗址，注视老工人浑浊的眼球，仍然硬朗的身体，激动着指着一块水泥地面，说这曾是他的工作岗位；所以，走进老工人的家里，看他拿出和领导人握手的照片…

不得不承认，当我们真地走进它们，走进历史的那一刻，最初抱有的一丝好奇一下子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尊敬、感动和遗憾——几十年后的年轻人不能完全理解几十年前的年轻人，却会被他们的坚守打动。

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对来自大连的老夫妻，他们住在没有电梯的老房子，七楼，养了一条没有名字的狗。爷爷87岁，奶奶85岁，两个人当了一辈子工人。看见我们来，老两口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水果，让我们“好好坐一会儿”。

还没等我们开口问太多，两位老人就迫不及待地讲起了自己的故事：爷爷说因为自己精湛的手艺，每次领导下场视察，他都是工人代表；奶奶说她为了不给家里添负担，从农村步行到城里，找招工的工厂，还给我们看了当年工厂排球队的合影——一群结实、阳光、面对镜头有些羞涩的年轻人。

和他们谈得愈久，愈能感受到那段岁月对他们的意义，几乎把整个人生都奉献给了生产的时代、百废待兴的时代、对他们而言最困难却正青春的时代。

“几十年后的年轻人能为他们做什么”，离开老夫妻的家，我们在路上一言不发，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

这段历史离我们如此近，日新月异的如今，如果不是学院给我们这个机会，我们真的有耐心、有兴趣去和这群老去的年轻人交谈吗？除了一味的遣词造句，写就文章，我们还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？

是倾听，不会再因独居的工人夫妻太久没人交流，拽着你的手滔滔不绝而心痛；

是记录，不会因为他们的凋零而追悔历史的无声消逝；

是尊重，接受他们在这个时代下的懵懂；

是传承，让他们的刚毅与柔情、硬朗和耿直，成为烙印，加盖在我们身上。

所以，一次次走进博物馆；所以，一遍遍检查我们的寻访记录；所以，一步步走完工厂、旧址和寻访人的家…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。在不断迭新的时代浪潮中，几十年后的年轻人同样要迎头接受挑战，用我们的一生完成我们的使命和责任。也许我们曾经历的事物会被大浪淘尽，但总会有后来者，抱着同样的心情，触碰同样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时至今日，作为一个几十年后的年轻人，我还是很怀念那张放在家里卧室床头、用玻璃相框裱着的“大连一塑料厂1968年全体职工合影”，和被祖父抱在怀里的日子。

若干年后，也许我也会抱着孩子，让他柔软的手碰触到发黄的黑白照片上，寻找那个13岁参加抗美援朝，20岁进入工厂的年轻人。也许他会找错，也许他也和我一样神奇地一眼认出，也许因为记得，所以那些曾经年轻的人会再次年轻。

那些曾经跑得如风一样快的人仍然在奔跑。

戏剧影视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2018级 赵婉汝